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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志超
  當奧巴馬總統2009年宣佈美國將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並推出“再平衡戰略”時,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已露出端倪,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美國在中東側重發揮“幕後領導”的一系列新表現,尤其是2013年美國在敘利亞問題和伊朗核問題上採取的新動作,已證明中東正進入“後美國時代”。
  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以恢復美經濟實力和全球霸主地位為中心目標,對外戰略重點由中東轉移至亞太,實現“脫中東,入亞太”的戰略目標。軍事上,奧巴馬提出結束兩場戰爭,不再與伊斯蘭世界開戰。經濟上,美國援助減少,以支持民主為己任的“中東伙伴關係計劃”也未明顯增加投入。外交也是如此。自2009年初任伊始至2013年7月底,奧巴馬外訪共29次,其中訪問中東3次。相比較,小布什總統兩任內共訪問中東11次12國。與此同時,美在中東事務上發揮領導作用、進行軍事干預的意願和能力大大下降。敘利亞化武危機政治解決和伊朗核協議達成可謂美決心淡出中東的兩大標誌性事件。
  自二戰前美國開始進入中東以來,美在中東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戰至二戰期間,美開始介入中東事務,但英法主導中東事務,美地位尚不及蘇聯。冷戰期間,美蘇共同爭奪中東主導權,英法主導地位逐步旁落。冷戰後至今,美國獨自主導中東事務。但從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府主動淡出中東,加上“阿拉伯之春”所帶來的亂局助推,美撤離中東加速。種種跡象顯示,“後美國時代”隱約浮現。其主要特征是美主導地位開始發生動搖,這主要表現在美對中東地區事務的領導、控制、引導、塑造能力的衰退、弱化,對中東國家政局、地區發展方向、地區安全與穩定、地區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
  如今,美從中東“撤離”,必將給該地區帶來新一輪地緣政治大調整,造成“權力真空”,打破既有地區力量和地緣政治的平衡。就如德國前外長菲舍爾所指出的,英法殖民時期確立的體系將隨著美在中東的退出而走到盡頭。但要強調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不會瞬時出現,無論是戰略收縮還是淡出,中東美國時代的終結無疑將是一個漸進的進程。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在中東主導權的突然喪失。只不過與昔日相比,美想維護這一主導權將要付出比以往更艱難的努力。
  從地緣政治來看,美國的餘威尚存,未來一段時期的中東,將是各方面力量填補真空的諸侯逐鹿時代。原先政治和安全上主要依賴美國的地區國家將不得不強化自我,並外尋新伙伴。而美國的敵人、對手終於有了施展手腳,尋得新空間的歷史機遇,比如伊拉克最新安全局勢的惡化以及費盧傑重新淪入極端分子手中。而地區外的大國與美國在中東的關係也將出現變化,競爭與合作關係面臨新調整。針對中國的中東影響力擴大,已有日本前政要提出日本應在中東幫助美國遏制中國。
  從地區安全來看,我們可能將面臨一個更加動蕩的中東,這實際上從“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各地狼煙四起已經可以看出。冷戰後,美一家主導中東,雖然給地區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但在安全和穩定上也有一定貢獻。進入後美國時代,恐怖主義日益蔓延,“基地”組織在伊拉克、敘利亞、阿拉伯半島等地肆虐;地區國家間競爭、軍備競賽更加激烈;原先受到約束的地區內矛盾日益公開化,非美國發動的地區衝突與戰爭危險增大。中東陷入沒有美國的麻煩之中。
  從發展模式看,由於缺乏美國的著力引導和塑造,美長期力推的中東國家西方化道路可能遭遇倒退、中斷,阿拉伯人自主意識和發展多元化的趨勢將更加突出。▲(作者是社科院西亞非洲所研究員)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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